粮食安全问题再度出现的缘由

　　此轮几乎所有食品与粮食价格均大幅上涨，多数分析都集中于国际粮食供给与需求的失衡。联合国粮农组织在2007 年12月初发表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，全球粮食储备已减少到历史最低的57天。在需求方面，随着世界经济增长，人口增加，居民收入提高，有能力直接消费更多粮食、植物油和动物蛋白食品，而动物蛋白食品的生产直接拉动以谷物为原材料的饲料需求的增加。美国世界观察研究所前所长莱斯特-布朗指出，生产1公斤肉类需要7公斤谷物饲料。在新增粮食需求中，工业用粮需求最值得关注。出于应对＂石油价格暴涨＂和保护生态环境的战略目的，替代性生物清洁能源备受青睐，一些国家正大张旗鼓地利用玉米生产燃料乙醇。预计2007年美国用于生产乙醇的玉米占玉米总产量的27％，而且美国还计划，10年后每年将提供1300亿升以玉米为原料的燃料乙醇，为2006年的7倍。除美国外，全球还有40个国家政府鼓励生产生物燃料，欧盟60％的油菜用于生产燃料。在供给方面，石油涨价也抬高了食品生产成本。粮农组织提供的数据显示，2007 年全球的粮食运输费用同比涨幅超过80％。此外，金融市场流动性过剩，充裕的资本扩散到与农产品相关的金融产品，如期货和期权，金融投机也增大了粮食与食品价格的波动幅度。

　　国际粮食供给减少，全球粮食储备下降，是此轮粮食价格上涨的一般解释。但是，粮食安全不只是一般的总供给与总需求，还在于供给与需求的结构与形式。加入WTO后，中国粮食供给的结构与形式发生了很大变化。为促进农业、农村现代化与市场化发展，政府听取了一些专家的建议，在中国广大农村推行“企业加农户”的生产、销售的组织结构，以期提高生产效率，增加农民收益。但实践却表明，“企业加农户”模式还不能说成功。且不说前有湖北蓝田、今有辽宁蚁力神的重大挫败，即便时下的物价上涨，也与“企业加农户”紧密相关。在“企业加农户”模式中，企业并非由农户出资组建，分散农户对核心企业没有任何影响力，而企业却在资金、技术、销售等各个方面制约农户。这种不对等的关系，导致农户对企业的依附与依赖，企业处于绝对的支配地位，而且不断利用这种支配地位转嫁成本，收购农产品时随意压级压价。国家给农业的优惠，多数被企业“截留”而难以惠及农民，这就是农民增产却难以增收的真正原因。更有甚者，农民非但不能享受国家政策优惠，而且成为企业敲诈盘剥的对象。有专家指出，政府规定的定点屠宰、集中配送制度，本是用来提高效率、增进食品安全，但出人意料的是，类似定点屠宰场的中间商，很多已经演变成为“黑社会”性质的组织，强买强卖，欺行霸市，为所欲为。由于农民自己不能屠宰生猪，导致在诸多农村地区猪肉价格比城镇还高。我们不能忘记，封建时代的中国，养蚕人穿不起绸缎，故有诗人发出“遍身罗绮者，不是养蚕人”的慨叹；当今中国，“大口吃肉者，不是养猪人”，养猪人吃不起猪肉的情形也终于出现了。因此，改革与市场化中出现的问题没能得到解决，也是当今中国粮食安全问题再度出现的重要原因。

　　还有一个易于被忽视的重要原因是，“入世”承诺的负面效应显现。本人清楚记得，当中美关于中国“入世”谈判达成协议后，中方迟迟没有公布协议内容。后来美方公布了，中方才公布，但很不清晰。当时有研究者就指出，中国让步太多太大了，未来，中国在农业、金融等方面将付出巨大代价。如，中国“入世”时在大豆领域如是承诺：到2006年实现大豆油的贸易自由化，过渡期内实行的关税配额制和准国家专营制从2006年起取消，只征收9％的关税；对大豆的进口不建立配额制，关税限定在3％。通常而言，在国际农产品贸易中，各国防止农产品大幅进口有两个手段：一是事前防范，比如设置高关税壁垒；二是事后防范，比如国营进口以及特殊保障机制。但是，“入世”谈判中方放弃了这两个手段。正是这一承诺，仅两年间，中国进口大豆数量暴增，国产大豆不断积压，本土大豆加工企业接连式微，外资对中国大豆及大豆压榨行业的控制力越来越强。目前，ADM、嘉吉、邦基、金光、正大等跨国粮商控制中国40％以上的大豆加工能力和90％的大豆进口量。 2006年中国进口2650多万吨，是当年国产大豆的1.6倍，约占全球大豆贸易量的1／3。这不仅使上游种植业遭受严重打击，而且下游养殖业也难逃厄运。因为大豆压榨后的残渣豆粕为养殖业提供60％的蛋白原料，大豆受控，势必带动下游养殖业成本上涨，影响城乡农副产品价格。外资对农业的冲击，大豆并非特例，中国棉花进口正在步大豆的后尘。2000 年，中国棉花进口量仅为7000吨，占中国产量的0.16％；到2005年，棉花进口量就达到257万吨，占中国产量的45.09％。棉花进口猛增直接威胁4000万棉农的生存。正是由于“入世”的过度承诺，中国的玉米、小麦等土地密集型大宗农产品都将面临大豆的命运。价格上涨只是悲剧的开始。